中国海关管理思想溯源
【内容提要】海关管理思想伴随封建社会的酝酿产生而萌发。远古中国对商贸的价值评判和管理理念是海关管理思想的重要基石。商代对关的管理立足于国家经济收益的考虑。外贸及关政管理滥觞于西周，”关”的管理遵循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等级划分、保护自然经济、促进互通有无的宗旨。先秦各朝君王或政治家的观点是海关管理思想最早的主线，各学派思想家、士大夫就关政管理的“争鸣”及实践，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并呈现丰富而多元、主流思想和多个派别学说结合互补的特点。春秋战国是海关管理思想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其精华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借鉴、参考价值，其糟粕的长期凝重并存，成为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发展长期缓慢迟滞的最基本原因。
【关键词】中国海关 管理思想 溯源
一、 古至商周时期的传说—海关管理思想的滥觞
涉外商贸是海关管理的对象，此类经济活动一般由远地贸易发展至跨越国境而正式形成专门的经营模式。因此，远古中国对商贸的价值评判和管理理念应是海关管理思想的重要基石。
1、上古时期
根据《易经》等古文献记载的传说，自神农氏始有了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并被视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其价值得到统治者的肯定。“神农氏始日中为市而食足货通”； “有菽粟者或不足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市不布养不均矣。于是日中为市焉。日中者万物相见之时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使迁其有无则得其所矣”；“天下之民不同业，天下之货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意”。“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民生之本也”。
到了有虞氏时，继续肯定并鼓励商贸：“帝舜重民食，命官播百谷修和┄贸迁有无”，“利用者工作什器商运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有无相通，货食兼足始也”。①
2、殷商
盘庚以后，殷都经二百多年经营成为繁荣的大都市，一定数量的手工业和畜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流通，有一批专业商人和驮畜车舟作为运输工具，交换的媒介物—货币出现并发展，这些历史现象均为众多史书所证实。
虽然从追述商代史事的《夏书》、《淮南子》、《史记。殷本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文献中，也记载有伊尹对商汤建议“通于关梁，实于府库”，评论商纣王实行“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②但尚无殷商时期设关的确凿证据。仅从这些资料推测，当时对关（更确切的应是对商贸活动）的管理已经有了立足于国家经济收益的考虑。
3、西周
在追述西周历史的古代文献中，商业是被相当重视的，西周王朝对民间商业经营是予以鼓励的，传说周文王曾运用商业政策来解决荒旱造成的困难。
根据《周礼》所载，西周已设有管理出入边界事务的官方机构—关。由于西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是奴隶主宗藩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属于古代的远地贸易，各诸侯国所设的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关。
值得关注的是西周关的职能。从很多史籍重复引用的“关，要塞也”；“讥异服、识异言”；“凡四方之宾客叩关，则为之告”；“及竟，乃谒关人，关人问从者几人”；“敌国宾至，关尹以告”；“关执禁以讥”，“关讥而不征”等史料来看，西周的关以军事、政治、外交性质的防卫与管理为主要职能，对通过关的远地贸易物资实施检查与执行禁令，不征关税。③援引《周礼》等史籍中记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所谓关法也，若两人同财一人犯令则并举其货财而刑罚施于犯令者一人而已”等规定，以及对市场交易商品，有禁止官式用物、宗教、武器，对车、布帛、色彩、珍宝玉器、农林渔产品有规格、质地、时令等方面严格的甄别禁令，④反映了西周时期通过关对远地贸易检查与执禁管理是细密而严格的，遵循的是维护奴隶主政治经济统治秩序、服从社会等级划分、保护自然经济、促进互通有无的宗旨。
虽然《周礼》也记载了传说中的周制八政，列食货为首，设天官大宰总九职九赋，其中商贾货贿为其第六职，关市之赋为第七赋，“即司门司市之所入”，属于唯一“财贿”类的政府收益，具体由地官负责，⑤考虑到《周礼》成书于战国，又无其他史料佐证，西周尚无关税之征应可确定。但从关于西周九赋“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九赋之入各有所待，如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等所述，至少体现了西周王朝财政收入“任土所宜”、“专税专用”的原则。⑥
二、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张与实践
春秋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商品经济发展，远地贸易活跃；政治上140多个诸侯国征战纷繁，争夺霸主地位。新兴阶级正在酝酿产生，新旧体制正在逐步更替。在这个历史过渡或转折的重要阶段，为了保障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增加政府财力，在争霸战争中获胜，广设关卡，驻军防守并征收以“关赋”命名的商业通过税，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的政治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针对这场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在各国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各种政治经济观点，并开始相互争鸣的局面，其中一些争鸣的内容涉及到对商业、外贸以及关政的管理思路，有一些主张还付诸了实践。
1、管仲—-“求富”理念下的关政管理
管仲是春秋中叶齐国政治家，记载其治国见解的著述是由战国齐稷下学者和汉代刘向先后编定的《管子》，其中较多阐述经济问题的有《轻重》、《牧民》、《立政》、《权修》、《乘马》、《八观》、《禁藏》、《五辅》、《小匡》、《七法》、《问》等篇，虽然不乏后世学者假托的因素，但从班驳不纯的内容可知，管仲是一个将社会物质条件作为政治基础的唯物主义者，也是中国古代最早从纯经济观点出发鼓励对外贸易的思想家。
由“富民”而“富国”是管仲的治国基略。他认为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必须使人民富足，进而达到国家的富足，战争的胜败决定于国家的实力。⑦因此，管仲高度评价边境关的经济价值，把涉外自由贸易与轻税政策视为重要国策之一：“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后乡四极” ；⑧在“关讥而不征，市缠而不税，古之良工” ⑨观念下，管仲在齐国“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⑩，“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⑾他将其轻重理论运用于齐国与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吸收天下重要物资归齐，乘天下之重（鱼盐的垄断之势）以控天下，⑿实行渔盐出口免税，“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缠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 ；⒀在价格政策上实行根据进出口的需要随机调节，达到“因天下以制天下”。⒁管仲还给外国商人特殊优待，特别设立招待外商的客舍，来一乘者免费供给本人膳食，来二乘者免费供给马的饲料，来三乘者免费供给从人的饭食之类。⒂此外他还主张通过国家买卖谷物、盐专卖、铁器垄断等，尽一切可能增大国家的经济收入。上述政策的实施，对齐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⒃
在管仲的推动下，齐桓公三会诸侯时，建议各国“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⒄以推进自由外贸与轻税政策在华夏各国的实施。受管仲及其成功实践的影响与震动，晋国国君文公即位后，也实施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⒅
管仲的关政管理集中体现了新兴地主、商人和小生产阶层的经济要求，显示了他在政治经济方面具备的天才。管仲倡议并实践的自由外贸、轻税免税、价格与物资调节、招引优厚外商以及政府参与经营获得财富等管理思想，以其丰富深刻、卓越而独特，令世界瞩目，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有辉煌的地位，长久地对后世历朝的经济国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2、各诸侯国著名“贤大夫”—-重商与轻税
（1）公孙侨
公孙侨（字子产）是春秋末期郑国的执政大臣，以“封洫“、“作丘赋”、“铸刑鼎”三项重大改革闻名于史，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被视为法家的先驱。但他并无明确的重农抑商主张，相反，对当时兴起的个体商业和强大的商人集团持比较开明的态度，与商民达成协议：“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罔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⒆要求商人服从政府，承诺不干涉商人经营，并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商人与货物不受强权侵害，开创了政府与商人间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先河。
（2）晏婴
晏婴（字平仲）是春秋末齐国的执政大臣，记载他经济思想或关于经济问题的议论主要见于《左传》、《晏子春秋》等史书。针对当时“关市之征”过于苛重，晏婴深知这样会日益丧失民心：“税敛重故民心离，市贾悖故商旅绝”，⒇主张降低或取消关税：“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21） “止役轻税，上下行之则相亲”。（22）劝说齐景公“薄敛，毋费民”（23） “俭于籍敛，节于货财，做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适，关市省征”。（24）
虽然晏婴的“关市省征”主张在当时是为了挽救齐国奴隶主贵族“公室”的腐朽颓势，但通过减轻剥削以缓和矛盾，延缓时局变革的思路却为后世所引用。
（3）孔丘
孔丘（字仲尼）是春秋末鲁国著名“贤大夫”，早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时期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孔丘的经济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国语》、《左传》、《礼记》等史籍中。
虽然孔丘是以“礼”、“仁”为轴心建立其经济思想体系，创立了贵义贱利论，但他很重视财富，把富国富民看成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务，只是强调致富必须遵循正当途径。孔丘从未反对商业活动，在他弟子所记的《礼记》中提有“易关市”的概念，主张“薄赋敛”，降关税，方便商业经营，反对任何增加税赋的方法，反对竭泽而渔，强调重视培养税源：“仲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易关市，谓其轻税使民利之商旅贾客”，“关市之处轻其赋税，不为节碍，是易关市也，关市既易则商旅自来，是来商旅也，商旅既来则货贿自入，是纳货贿也，以此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偬来聚集远乡，于是皆至，货贿则多库财不匮，所须皆供，故国无乏用，上下丰足，故百事乃遂”。（25）孔丘认为，关的基本职责应是“掌货贿之出入者，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虚实”，强调其监督检查的职能。他的一个有名的弟子端木赐是卫国的大商人，从儒家伦理出发，孔子责备鲁国大夫臧文仲设置六个税关是阻碍商人自由贸易，是不仁的行为。（26）据《说苑》载，鲁哀公曾接受孔丘的建议，“废泽梁之禁，驰关市之征，以为民惠也”。（27）
由于孔丘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支配地位，他的“易关市”、强调关的监督检查职责、反对关赋过重破坏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主张必然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4)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政治家，也是世界最早提出经济循环论学说并实际进行实践的经济学家。（28）他将其自创的经济循环学说运用于贸易领域，提出了“待乏”和“积著之理”两大贸易原则：“待乏”是以未来可预见的市场需求来准备贸易商品：“旱则资车，水则资舟，物之理也”（29）；“积著之理”是重视经营货物的质地，以商品数量多寡预测其价格贵贱趋势，适时抛售与收购，以获高额利润。在对供求规律清晰理解的基础上，范蠡进一步主张封建政府通过参与经营的方式将市场价格限制在容许的幅度内自由浮动。范蠡是其理论的实践者，他退出历史舞台后经营商业成为巨富。司马迁将其列为第一货殖专家。（30）
从思想渊源来看，范蠡的政府经营与贸易原则与管仲的关政主张有很多相承之处，均成为后世封建官府直接经营外贸的思想基础。
三、战国时期—围绕“关市之征”的各派主张
战国时期，天下共主格局不再，各国割据征战。为了生存与发展，各诸侯国顺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纷纷厉行政治经济改革，通过变法，普遍建立封建法制、君主政体和行政体系，完善国家机构，强化国家职能，逐步向主权国家演进。战国又是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远地转运贸易规模扩大，商业资本膨胀，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已经出现。此时的诸侯国界及其所设关卡，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均意义重大，通过实施“节”、“传”为据，分类、定期管理，征收关税，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海关演变。《周礼》所叙比较严谨而规范的“司关”管理，实为成书时战国关制的真实记载，是中国古代海关管理制度的雏形。同样，针对历史巨变的现实及其预示的未来政治经济局面，始于春秋的争鸣更为热烈。各学派的发展脉络也更清晰，关政管理的主张或思想也就更为丰富。
1、赞成“关市之征”，主张“关市重征”
（1） 墨翟
墨翟是战国前期代表小生产者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及传人将墨翟的经济主张零散地记载在《墨子》的《经》、《经说》等篇里。墨翟以“节用”为其财政思想基础，但公开赞成征课“关市”，主张将其纳入正常税收，并一再宣扬封建国家应该“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31）从而显示了与儒、道诸家的鲜明区别
（2）商鞅
商鞅是战国中叶秦国的执政大臣，以厉行政治经济改革闻名于史，其经济思想服从于“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记载于《商君书》和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核心内容是以“农战”为唯一国策。
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积累、国家收入和士兵的源泉。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必须保护与发展农业生产，坚决限制商业活动。然而，春秋以来，商品经济显著发展，战国时各国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十分活跃，商贸活动的丰厚利润致使许多农民弃农经商，社会上出现了“避农”的现象。对此，商鞅最先提出了本业和末业的概念，提倡“事本禁末”重农抑商，以“壹赏“、“利出一空”等政策，堵塞一切农战以外的名利途径：“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32）重征关税、市税、酒肉税，加重商人的徭役以制止弃农经商，发展小农经济：“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 “农逸而商劳” 。（33）
商鞅在地旷人稀的秦国贯彻实施了“关市重征”政策和政府管制粮食贸易的措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秦国迅速达到民富国强，一跃而为七国之雄。在当时引起了各国震动，提供了借鉴。
商鞅的农本关系论反映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间的对立关系。商鞅的言行代表了信奉“法治”的新兴地主阶级以加重关税为经济手段，限制商贸活动，促进封建农业的思想主张及其施政措施。然而，商鞅狭隘的农业观，以及过分打击工商业的主张蕴含着很大的矛盾和局限，只适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农业本身、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有片面消极的不利作用的。商鞅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被长期作为历朝的基本国策而相袭沿用，其“关市重征”的措施亦长期作为此项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注入后朝历代封建政府的关税政策之中，从而大大延缓了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和社会形态的正常发展。
2、谴责“关市重征”，主张“关讥而不征”
（1）孟轲
孟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孟氏儒学的代表，晚年著述《孟子》。他以“圣王之道”将儒学宗教化，以“仁政”为其财政思想基础，主张租税的征收必须以是否有益于人民为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只征农业税。孟轲对商业和商人抱着积极的肯定态度，极力主张免除商税，他严厉谴责当时关税苛重的暴匿性质：“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34）一再宣扬“去关市之征” （35）或实行薄赋轻敛的政策：“市缠而不征，法而不缠，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36）以此作为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标志。
由于孟轲的儒学体系适应了历代封建统治的需要，随着其地位被逐步提高追认，孟轲的关政管理主张也经常为后世在稳定统治秩序，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时所参用。
（2）荀况
荀况是战国末年赵国著名学者，先后在齐、楚等国游学，是荀氏儒学的代表，其经济思想主要载于《荀子》一书。荀况重视人世，主张以发展生产作为富国的主要手段；从“性恶论”出发，认为“人生而好利”，主张以礼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为了达到富国的目标，必须以“开源节流”为理财原则，通过“轻徭薄赋”“强本”“开源”，并达到“仁政”的效果。（37）
荀况认为，工商业对农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社会经济的不同部门，国家应鼓励农业的发展，在工商业不影响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前提下，也应保护鼓励工商业，使“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38）因此，他积极提倡发展对外贸易，认为这样可以获得许多本国不出产的珍奇物品，增加国内上下的物质享受：“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蓄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39）他猛烈抨击当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的财政措施，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40）他说：“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急其劳。无幽闲隐蔽之国莫不驱使而安乐之”。”（41）
荀子就对外贸易的赞美与倡导，抨击关市重征，主张“开源节流”等观点，对后世不同阶段的封建王朝颇具影响力，被不同程度地参照采纳。
（3）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著名学者，法家学派的创立者，其经济思想主要记于《韩非子》中。韩非子以耕战论为富国强兵的国策基点；以“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从“以利之为心”、“以利之为害”（42）出发讲究统治手段；在主张重本抑末的同时，却自相矛盾地肯定工商业的作用，建议采取措施便利商业外贸活动，以增强民心所归，增加政府收入和社会财富：“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43）
由于韩非处于统一的封建帝国建立前夕，其著述的各项主张适应了当时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而秦始皇对韩非的赞赏更是推动了其学说的广泛流传。（44）
此外，战国时的白圭也是轻税政策的鼓吹者，曾提出二十而取一的税率。（45）
“关讥而不征”的言论主张，反映了苛税关市已成为当时普遍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上述思想家们既支持设关立禁，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又反对关卡苛严，征税过重，阻碍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力主通过关市省征等措施，促进封建农业与商业的同步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政治经济良性循环的政治理想，为后朝统治者在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时所参用。
3、轻视经济、“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家
道家是先秦经济思想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传说中的老聃实为春秋末的隐者，战国初的杨朱初步建立起道家学派，后又发展为环渊与庄周两支，记载其经济主张的著述主要有《老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等。道家以“寡欲”、“崇俭”为其经济思想的根基，否定任何技术改进、生产发展，排斥商品交换和商业的存在，主张“无为”而“无事”，甚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
道家的主张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被历史车轮抛弃后堕入极端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现象。然而由于“黄老之学”发展成宗教形式，在后世历代统治者中不乏信奉之人，势必影响到国家经济政策的选择或变更。以辨证的角度而言，“无为”有时可表现为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干涉、自由外贸或轻徭薄赋；而“寡欲”、“崇俭”则可为统治者用来抵制技术进步、阻滞智慧发展，反对引进外来先进事物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特别是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46）经济技术越落后，人民就“心纯”，就容易统治的观点是后代历朝封建政府推行愚民政策的思想渊源，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状态与发展具有不少深层次的影响力。
四、结语—多元的内容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一种思想或主张，其思想材料根源于经济事实之中。海关管理思想是海关管理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总结性反映，也是海关管理法规、制度或政策产生的内在原因。管理活动越频繁、越充分，从中反映的规律性越多，思想上的理论归结也就越明晰。上述先秦各朝古文献的记载及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主张与施政实践，反映了商业源于上古，外贸及关政管理滥觞于西周，海关管理思想伴随封建社会的酝酿产生而萌发已是历史事实。
因此，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历史发展、商业、远地贸易乃至对外贸易状况紧密相关。由于古中国华夏文明以内陆农耕文化为基础，对外贸易活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极少，先秦各朝政府一般将其归于商业及杂税管理之列，从而造成其管理思想主要渊源于远古国家的商业管理与财政思想和政策，其管理活动带有鲜明的非系统性，因而，其内容必然包含商业（含涉外贸易）价值、商业管理（含涉外经贸管理）以及财政税赋政策等多元的要素内容，并必然具有零散且不够明确的特点。
同样，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的构成，又与先秦各朝的国家政治外交国策内容或状况紧密相关。由于是涉外经贸管理，各朝政治家、思想家们均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及结合政治外交内容的阐述。
一般来说，先秦各朝君王或政治家的观点应是海关管理思想最早的主线，因为当这些思想或主张通过国家权力付诸实施时，就成为管理制度或措施的核心原则。然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各学派思想家、士大夫的充分议论与著述，尤其是一些后来被尊为正统的派别因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也应是令人关注的重点，因此，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的萌发必然呈现主流思想和多个派别学说的丰富内涵结合互补的特点。
先秦时期的海关管理思想以深刻的理论阐述、丰富而多元的内涵特点在世界海关史上占有瞩目的地位，其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特别是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一个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由于上古至商周在生产力、物质与精神财富方面的完好传承，封建经济与文化得以在较好的基础上充分发展，而代表新兴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在争取统治地位时是最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最具有创新力的。在没有思想禁锢的大环境下，围绕着商业、外贸、关政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各类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人物思索着、探究着、争论着、实践着。前述的各种海关管理思想资料，散见于他们的各类学说著作之中，均以各自独立的形式直接表达，各种主张充分、典型、完整、明晰，达到较高的境界，“百家争鸣”的自由探讨更使之充满活力，异彩竞辉，为后人所推崇与继承发扬，其精华内涵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借鉴、参考的价值。
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封建经济思想的主流逐步由进步而转向保守，受其支配，后世的海关管理思想在深度和活力上都明显逊于先秦。因此，先秦丰富的、多元的、相互间不乏对立或尖锐矛盾的海关管理思想内涵及其大量的资料文献被搜集蕴积，成为供后世历代按需拮取的智慧宝库，其影响至为深远，但产生的作用也因此纷繁复杂。
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漫长而曲折，封建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不一，治国方略不一，统治者对先秦海关管理思想的采纳与选择也必然不一。但总的来说，“关市重征”还是“关市省征”是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史上长期探讨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个课题，针对封建外贸的经营与管理，批判的、改革的、富于理想的优良传统与维护的、保守的、着眼于既得利益的消极意识往往都以弘扬先秦思想为据，长期争论，互为消长，为中国海关管理思想宝库积累了更多的精神遗产，凝重了其丰富而多元的特色，大量的精华与众多的糟粕并存，导致了中国古代不同阶段海关管理思想的主线及其指导下的制度、举措及状况各呈特色，也成为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思想系统性发展长期缓慢迟滞的最基本的原因。
注释：
①④⑤⑥《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1卷，食货总部，第82235，82236，82237，82238，82239页，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2月出版
②参看《我国古代“关市之征”的起源应在殷商时期》（毛乾标）《海关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2期
③参看《吕氏春秋•仲夏》、《礼记•王制》、《周礼•地官•司关》、《仪礼•聘礼》、《国语•周语》、《周礼•地官•司市》、《国语•齐语》等，转引自《中国海关简史》第17页，蔡渭洲编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⑦《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小问》：“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七法》：“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诸子集成》第5册，卷15，第261页；卷17，第275页；卷2，第30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一版，1986年五月第5次印刷
⑧《管子》，卷9，问第二十四，第149页，同上书
⑨《管子》卷3，五辅第十，第50页，同上书
⑩《管子》，卷7，大匡，第十八，第110页，同上书
⑾《管子》，卷9，问第二十四，第48页，同上书
⑿ ⒁《管子》卷23，国准第79，轻重甲第80，管子轻重13，第389，390-395页，同上书
⒀《管子》，卷8，小匡，第二十，第128页，同上书
⒂（45）参见《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胡寄窗）156，184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⒃（29）《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231卷，杂税部记事一，84465页，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2月出版
⒄《国语·齐语》，卷3，幼官，第八，第39页，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第一版。
⒅《国语·晋语四·文公》卷10 ，第133页，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第一版。
⒆《十三经注疏》下册，〈春秋左传正义〉鲁昭公十六年，卷47，第378页， 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年11月第1版，1982年11月第2次印刷
⒇（22）《晏子春秋》卷2，内篇，问上，第三，《诸子集成》，第4册，第82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一版，1986年五月第5次印刷。
（21）《十三经注疏》下册，〈春秋左传正义〉鲁昭公二十年，卷49，第391页， 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年11月第1版，1982年11月第2次印刷
（23）《晏子春秋》卷6，内篇杂下，《诸子集成》，第4册，第166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一版，1986年五月第5次印刷。
（24）《晏子春秋》，卷2，内篇，问上，第三，《诸子集成》，第4册，第96页，同上书
（25）（27）《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3卷，食货总部，汇考四，第82262页，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2月出版
（26）《左传·文公二年》转引自《周代“关市之赋”中的门、关、市》（毛乾标）《海关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
（28）参看《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第28—34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30）《史记》第128卷，货殖列传，第756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31）《墨子》卷8，非乐上第三十二，《诸子集成》，第4册，第159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一版，1986年五月第5次印刷。
（32）《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第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
（33）同上书，垦令第二，第9页
（34）《孟子正义》，卷14，尽心章句下，《诸子集成》，第1册，第570－571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一版，1986年五月第5次印刷。
（35）（36）《孟子正义》，卷6，滕文公章句下，第262页，263页，同上书
（37）《荀子》，卷6，富国篇，第十，同上书，第2册，第115页
（38）《荀子》，卷7，王霸篇，第十一，同上书，第2册，第139页
（39）（41）《荀子》卷5，王制篇，第九，同上书，第2册，第102，103页
（40）《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3卷，食货总部，总论一，第82264页
（42）《韩非子》卷11，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诸子集成》，第5册，第205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一版，1986年五月第5次印刷
（43）《韩非子》，卷15，难二，第三十七，同上书，第5册，第279页
（44）《史记》卷63，老子申韩列传，第402—405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46）《老子·庄子·列子》，〈庄子·天地第十二〉，第48页，岳麓书社1989年8月第1版，1992年11月第3次印刷
Related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