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防治腐败的新方法论
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防治腐败工作，十分关心探索治理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和方法。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政府主要是采取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打老虎（腐败），其效果十分显著；但这种“人治”方法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后遗症，主要是会至使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要采取依靠发展经济的方法来防治腐败。例如一度猖獗的“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取消后，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又如，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垄断部门，改革初期几乎都成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高发区，但垄断一经被打破，问题便得到了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自动克服和解决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但这种依靠经济运动“自律”调解的方法来防治腐败仍存在着较大的被动性和局限性。也正因为如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政府在大力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腐败现象和问题有了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政府也不得不寻求新的防治方法。所以，政府于世纪之交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明确了要用“法治”的方法来遏制腐败。
当前，政府正在用数不清的条款束缚着官员们的手脚，禁锢着他们“贪”的思想，用反腐败的制度化措施，营造着“不能贪”的外部环境，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彻底打造着他们“依法行政”的理性品质；以至于他们的理性被发展到唯法是从、唯令（长官）是从的地步；照理说，违法乱纪的事，谁还敢越雷池半步呢。然而，事实情况却依然十分严峻，腐败仍然在政府的机体中不断地发生，政府也不得不抓紧时间制造更多的规则，来进一步限制官员们的行动和自由。因此，对付腐败，政府的制度规则也有失灵的时候，万能的政府也存在着缺陷的地方。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加上任何防治方法本身的缺陷和有限性，受到这种双重有限性的制约和影响，“法治”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政府依靠制度规则的力量来抑制腐败的方法是有限的，这决定了我们还得继续寻找新的必要而补充的方法来对付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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